同济路上的陌生人

写于2018年2月。

文类是:“伪非虚构”。

介于散文和小说之间,用了大量的括号,原本发在WeChat上。

上篇

Φ

2015年初秋,我在上海市东北方位的宝山区独居,不如现在这样拘束。

一个上午,我晃到菜市,买上一份《东方早报》(现如今,它已停刊一年零一个月,纸媒萧条,连报亭报摊也纷纷歇业),捏着新鲜且单薄的一叠纸,转去同济路上暴走,那一路段虽被高架罩着,却可谓开阔,装载集装箱的巨型车辆时而奔腾过去,路边的花草或许因此不停颤抖……

好一个单纯而空洞的早上啊。身后是“外环线”(上海城区最外侧的“分割线”,对“城区”和“郊区”的分野下达冷硬的裁决),沿路缺乏擦身而过者,如若一直朝前,就会逼近“宝钢”(超大型国营钢材企业),进而感觉到更加冷硬的气场。(2015到2016年,中国的钢材产业普遍不景气,“宝钢”要死要活,在裁员减薪,现在大概翻了身,炉子又旺了,可以撸起袖子干起来——所谓“市场”,就是这样神经质……)

仰头放歌,或就地匍匐,都不会被人侧目或白眼吧?——这样想着,以为自己占据着荒谬的“自由”:马路上,我是多余的粒子,风和尘,都不容纳我,却为我开道,让我笨拙地穿过;世界于我,似有若无——这份痴心妄想,是青春无多时的糊涂……

缺乏诗意,蠢得可以。

Φ

放空,毫不设防的时间里,有个男人晃进我的右眼边缘的视域,朝我贴近,同我并肩行进几步,几度转向我。我也几度看向他。(少有男人几度转向我,当然女人的话,更加不会那么干了。我更在意与在乎男人。)当他终于褪下墨镜,我立即被其纯真的眼光晒到。

久违的感觉——眼光纯度很高。

我们不认识。然而仅仅半小时过后,他会到我住处去,再在那边睡上一会儿。——他无处安顿身体,原本打算在路边卧倒。

此间,我们聊了会儿——人生——我得知:他罪行累累,劣迹斑斑,身上兴许尚有一些毒素,但热血还在。

他可能是善良的人……凭一点有限的激情与根深蒂固的倔强,几次三番撞向无情且坚冷的社会,自然,会头破血流,热情也必须遭到蹂躏,但并未冷却,只是,或许沦为虚妄。

无论如何,我喜欢他。某段匆匆而逝的时间内,我们可以称兄道弟——诚心的。

Φ

“兄弟,哪里可以找到工作?哪里有夜场?认识老板吗?”

同济路上,身旁的陌生男人忽然开腔,还补充道:“这里比五年前荒凉了,没想到,没想到。”

他仿佛自言自语,也如谋求认同。——在城市边缘的马路上,多次望着某人,并得到几番回眸,仅就如此,就会催生对话的机缘,也会激发倾听与倾吐的欲望吧?(目光的投递,一直有风险,但孤独的过客永远多过神经质的怒汉……而当目光和语言的邀请一起发出,回应在所难免。所以,尚有胆气和不想孤独的人,不妨多多瞅瞅别人。)

这趟偶遇的开局,在我的心头映出一块暗影。意识中的一层冲动并非是去回答问题,乃是念及自己。如惊醒一样,我想到以下这点:自己也在失业啊

于是在若干分钟之中,“普天之下皆兄弟”的脉动传遍周身,有那么几个灵光四溅的时刻,我甚至想要和他在同济路上“同舟共济”,想立即一起去找工作……但我知道,他与我,只是偶然同路,在同一个社会的同一个死角之中,临时并行一下而已。

当时那阵,自己已有好久没有接到活了(当时,我准备一边以撰稿和采编为生,一边做播客——念文学小说——现在也差不多。)我缺乏进账,处在无业之中(但“社会”不会把我计入失业人群,因我未去领取失业保障金,若要领的话,也压根领不到——放款条件苛刻。这就是我们的社会,它让失业者近似隐形,不给关照,甚至不去计数。我和许多人一样,处在自寻活路的“伪活力”状态下,不是神仙,却要自显神通……),不过还能揭开锅,甚至可以给奢侈的大房子缴纳第一笔“付三押一”的租金。(用此前工作而得的报酬——此前的钱基本都是纸媒给的。后来,纸媒总体上完蛋了,天翻地覆般的焦虑席卷各路纸媒的各层员工,而网媒的节奏我没跟上。至于说我的独立podcast,定位偏门,一直无法突破的小众魔咒,和“工作”也非一码事,尽管我时而会将之混淆,也乐意让做播客成为“工作”——但,尝试了许多招数,都无果。)当时,在某些事上,我尚有勃勃志向。所以虽然失业,或看似顿足,但其实没有失去方向。只是担心倒退,为动力的涣散而焦虑,也为自我与社会关联的彻底松脱而恐惧——隐隐然的……

但不管如何,难兄难弟的感受在增益——在我和陌生人之间。我注意到他眼角有乌青。

看着乌青(比眼睛更大),避开纯而烈的眼睛,我回应他的问题:“这我不知道……其实我也没有固定工作,而且对这地方其实不熟。夏天的时候才搬迁过来。夜店的话,我想,在牡丹江路上有。有好几家的。”(牡丹江路和同济路平行,贯穿宝山区中心区域的一条大路。它南面是吴淞码头,贴着长江和黄浦江——水;它北面是“宝钢”厂址,熔炉所在地——火。“水”与“火”的中间,有商场,也有夜场。牡丹江路颇为复杂,而同济路极其单调。)

他的失望并未马上露出。也许我们都想多说几句,均在识别与确认对方的孤独。——事实上,在我们相处的全部时间里,他都没有把失望的神采摊在脸上。

我补充说道:“我算是没饭碗的记者……怎么说呢,就是“自由撰稿人”,脱离组织,自由散漫,写写东西的人。我也写故事。写出来的话,可能可以换点进账,写不出的话,就一直悬着……所以,不妨多说说你的故事,有时,我在马路上找故事。我想你大概有故事?”糊里糊涂地,我讲出了这些。

“知道了,你是写网络小说的。写那东西据说很赚钱啊?是吧?”他开心起来,如男孩看见童话书一般。

“不是,首先不是网络小说,其次没钱。”我惭愧地说,“但确实会写故事,可以说说你的事。”我的声音越说越弱。

这样,马路上搭讪局势被逆转。接下去,我成了路上的异类,当了发出邀约的人。仅仅用上一点点语言,我就摇身一变,成了近乎骗子一般的存在。(诚然,我要写点东西,也在过去的几年间写了大量稿件,起码有四十万字,但我所写内容的来源,十之六七不算是“路人”。我一直在采访有一定社会地位和一定功名的人物,那些男男女女,往往喜欢正襟危坐,回答问题时会注意前后的逻辑关系……我明白,成功的记者,都有一点痞子英雄的气质,而我内心的痞态无法涌现,显露在外的却是疲态。我一直希望把稿件的内容转向寻常人物,极想探究那些和我心中的深渊近似的昏暗空洞。我不想和采访对象们假模假样的喝茶,而想大口喝酒,不想品评茶杯的品质,而想碰杯,甚至砸烂各种杯具。但,前面已经说了,我失业了,整个媒体世界在重新洗牌,一片混乱,在乱世中,不是痞子英雄的我是接不到活的。早先的编辑圈的朋友们,都在自求多福,有些因为参与了什么网上的“泡沫产业”,而瞬间富裕,然后抑郁。)

“当然可以啊,不过我故事太多了啊!说一点点,够你写很多。”不料他这样说,回应得快捷和爽当。他甚至要笑出来,乌青之上,露出明确但不密集的皱纹,而后立即正色,保持住有限的神秘。此间,他的眼神没有转变,一直是纯澈的,并且有杀伤力,绝非城市草食男的样子。

此后的一刻钟,我得知这个男人的碎片式的旧事:他曾热血过——当过兵、立过志、爱过国、热恋过女人——她是亲自吸毒的狼狈毒贩——尔后他吸毒、协助贩毒、入室偷盗、坐过两次牢、和杀人者一起被关押、陆续为家中的所有直系长辈送葬……

那一刻钟里,我们站在“同济路”与“双城路”的T字路口。他和我的影子,在一件大型雕塑的影子旁边伸缩着,或许随着卡车的经过而颤抖。(这件大型雕塑由“宝莲城”地产公司设置。像是所有地产公司一样,“宝莲城”不可免俗,也喜欢奇奇怪怪的,具有西方风情的雕塑)大雕塑的内容是:健壮男子,苏联工人般的造型,托举一个球体,那球体比其身体大太多太多了,而男子非但没被压垮,甚至面露平和的豪气。

显然,此雕塑的原型是希腊神话中的阿特拉斯(Atlas):一位受罪的,远古的神祗。阿特拉斯蒙受宙斯的惩罚:必须永远顶着一个球。阿特拉斯是“奥林匹斯神族”的罪人,却也变为孤独、超然的英雄,为人类所尊重——甚至逐渐地演变成为荒谬世界的(精神上的)支柱和(人格化的)图腾……(身为巨人神族的一位,阿特拉斯是宙斯清算的对象。宙斯将巨人神族统统逐出神坛,全然无情地虐待一切前代神祗。古典神话世界,是成王败寇的世界,不可思议的穷凶极恶。)阿特拉斯是罪人还是英雄?在神的世界,这问题不必提。而在人间,类似的问题也如迷,不堪回应。

而那同济路上的陌生人,他的罪,可以被宽恕?是因遭受逼迫而不得不去犯?是社会未给他活路?他承受着什么?他内心的气焰上涌着,伴随着为生的热望,是否始终无处腾跃和释放,而不得不烧灼到自己?

如他所说,他曾是瘾君子,当时仍然是偷盗者、无业游民、不安定因子——前几天,在老家那边,他还曾入室偷窃,未遂,被屋主发现,被逮住,被饱以老拳——脸上的乌青就是这样得来的。

这乌青,无损其眼睛,亦无害其眼神。

稍后,我便把一个入室盗窃犯带入住处。待他进屋后,我又决定去买酒,留他单独待着。那时他说:我不会偷你的东西的。我想:我明白,也相信。

后来,在一点点酒的带动下,他坦白道:之所以“肯定”不偷,是因他已环视了房间,在几秒之内就确定我没啥钱财。而他无法对寻常的人,或穷困的人下手。

变形的“劫富济贫”的心理,在他心中根深蒂固,成为其行窃时心理安慰。这里的“贫”,不指一种群体,而收缩、并且塌陷成了一个个体。

我们进行谈话,所聊的话题包括:毛的挂坠、灰和黑、去电视上认罪、心情故事网络电台、被杀死前的最后一声温柔叹息、以及另类小说《冷血》

下面会说及那些。

下篇

Φ

我请他去住处休息,也吃点东西。当时我住在相当宽敞的房子里。(为了录podcast,也为了写东西,特意找了隔音效果尚可,且周围比较安静的据点。此后我一度陷落,沉溺在那空虚而孤寡的悄然中。)

他先洗澡,再吃阳春面,并喝下一点老酒——辘辘的饥肠和浑身的风尘,暂时得以纾解和抖脱——前几天,他在火车上坐着晃着,不得安歇(估计是绿皮的那类),启程站是湖北某处我闻所未闻的地点。祖国的山山水水。在他眼边连绵浮掠;路途内的乌烟瘴气,更熏黑了他眼角的乌青。

他脱下衣裤,肌肉虽不特别强健,却很好看。

那不是刻意修造出来,和城市中的白领男士们在健身房里练出的不一样。后一类僵硬而有死感(健身房将身体的各个位置拆开来“管理”,使得整体的人裂解,沦为忽然鼓起,忽然瘪去的一组数字……),而他的身体自自然然,有合理的硬,也有适当的软。

裸体的他,像半退隐的搏击者。这令我怀疑他此前的陈述。

他说过:前几年在吸毒,一度瘦弱,一度迷离,一度让青春虚耗,一度使热血回旋。而现在,在我空荡荡的屋内,他的身体显得协调、爽朗,见不到早前的孟浪。如他所言不虚,那他或许具有康健的基因,即便在困顿非常的阶段,身体也不会如弹簧失灵一样,因过度畸形而不可复原?

已然裸体的他,浑身上下还有一处人造物,那是脖子上的挂坠,卵型的。几分钟后,我看清了它——的照片——就是那个我们众所周知的,特别的——贴伏在那卵上。为何是毛?

“崇拜毛?”我问。

彼时,水滴自其脖子上淌下。水滴旁边,毛的样子似笑非笑,端庄和狡黠并存,甚至如蒙娜丽莎般,朦胧,含糊……这是死人的脸,它笼罩在多少国人的心头啊?也如狗牌一样,悬在他的下巴底下。(在说不清道不明的心绪下,我恨不得一把扯下它。)

“不是崇拜他,而是因为尊重钱。”他说。

“钱?这个毛,能给你钱?”我质问。(如他之前未说谎言,那么他当时几乎身无分文了,最后一点钱财已经用于安葬母亲……我推想,非但毛没有给他钱,如今的上位者亦未对他“撒币”吧?)

“不给。但毛让我知道,有钱前,最好什么也别做,除了一件事情,就是去捞钱。这就是对钱的尊重,知道它的力量。”他说。(他说的究竟毛,还是Deng,或是在1990年代里提倡“闷声发大财”的Jiang?他弄错了对象?毛并不谈钱。毛所为之周旋一辈子的,是更加直截了当的‘权’吧?无论如何,我可以理解他的意思。)

“你没钱。因此挂着它(他),让它(他)时刻提醒你去捞钱?”我追问。

“没错。”他说,此后他再次环视我的房间,接着说道:“你也要有钱,否则你还能做什么?写好东西出来?没用的,只会耗死你。首先要有钱。有钱了,你想干嘛就去干,到时候,你可以专心致志写出最好的。懂吗?”

“去入室盗窃,也是遵循这个挂件的引导?”我继续追踪他的思路。

“是的。不过你理解错了。”他悍然地说下去,“偷就是偷。情不得已,迫在眉睫,为了活下去而去偷。偷不是捞钱,是保命。而命,也是毛所看重的东西。在这些地方,毛的说法和做法都太对了。毛是一个愿意说实话的人,真实,讲出了最基本的真相,戳穿了人生的本质。——钱和命,就是这两件事。”(我想他在胡说,但中国的历史和现实不都是胡乱错杂的?)

他的眼光有所转变,两道火焰似乎投影在我的眼睛里。在我没有反应过来时,他骤然说道:“你如果不先想想活下去和赚钱的问题,那么,你还可以干什么?”

在这问题的催逼与碾压下,我感到无助和恐怖。

他讲的毫无错处,但似乎颠倒了,或碰碎一些东西,也把一些状态压到了最低的洼地。但无论如何,他有资格那么说——他近乎于失掉了一切,赤条条一样,回归到原始状态一般了——无亲无故,身无分文,所有的一切身份都是负面的,并且已经38岁。

“你曾有过好时光吗?吸毒时,或许有过钱?不需要思考“活命”或“不活命”的问题?”我问。(那么问的时候,我也在检讨自己,想从自己的过去中找到一点好时光。有点尴尬,许多时候,一些问题会反过来逼迫发问人。)

“对,那时候还可以。”他说,眼光中的火焰偃息,眼神回复到在同济路上初遇时的样子。(他的头脑中会浮现出女人和五彩缤纷的魔幻色泽吧?那些东西,记忆中的错乱信息,会令他熄火吧。)

Φ

照他说,他曾两次入狱,一次因为吸毒和协助贩毒,一次因为盗窃。

首次犯罪前,他在上海的宝山区上班,做夜场侍者——彼时供职的夜店,正就位于双城路上。显然,因有过去的经历,他才会再度在同济路上走过,并且在逼近双城路路口时,停下来向我搭讪……(时空之中、人生之内,都有惯性。)

在双城路上奋力工作时,他的薪水和灰色收入够他略感得意。

那是2010年,即“上海世界博览会”的举办年,一个充满希望的,激烈的,欣欣向荣的,“有主题的”年份——那年的初夏至仲秋之间,五月到十月里面,“城市,让生活更美好”的标语满城飞旋,“万国来朝”的虚相在鼓胀,众人的生活似乎真的更美、更好了。据实来说,当年双城路上的夜场生意颇为兴隆,存在很多灰色空间可以让他一往无前。(因此,他决心在一无所有时,在将家中长辈送入土中之后,再次来到魔都,去重头开始,寻找当年曾经找到过的机会。但是,此一时彼一时,2010年时的许多景象,在2015年已经难见,一如2018年的一些状态,在2015年还没萌发。也许2012年是某种转折点,当时反腐贪的命令升级,“八项规定”出台,灰暗的娱乐业受到大幅度冲击,大笔资金不得不在夜场会所和奢华餐饮店的门槛外面寻找别的去路。许多店家歇业,新的泡沫在别处涌动……反正,渐渐地,双城路由热转冷,变得和同济路差不多了。当我搬迁到宝山区时,双城路已死气沉沉——路边的游艺厅和夜场以及饭店等等,十之八九已关张。)

在“希望之年”,他33岁,我23岁。

“希望之年”的中间阶段,他准备去犯罪,已在女友的带动下和毒品结缘;我刚结束一份无法胜任的实习工作,瞒着父母,从杭州的死寂的新城区(钱塘江边的江干区,“未来时态”CBD,空有楼房,乌有人烟的地方)撤回到上海市区,蜗居在普陀区,临近上海火车站,也挨着“M50艺术园”(近似于北京的798一般的,画廊聚集的地方,在苏州河边上。),当时的室友是一位工艺美院的毕业生,正在M50里的某家摄影画廊做助理。(主要工作是搬运画框,帮助布展之类的,均为体力活,但也负责印刷某些知名摄影家的作品。有时,印得有偏差,一张作品当即成为废纸,那时他就兴奋起来,会带着爽劲,将那废纸扯的粉粉碎……有一天,他带回一张尚未撕烂的印错了的“艺术品”,叫我一起来过过瘾,我们疯狂地搞破坏,冲着一张破纸哇哇叫。确实,那很爽,虽然也很蠢。)室友的身型如三岛由纪夫所喜爱的男子,具有结实的肉感,很性感。那室友听郭德纲的相声入梦,信誓旦旦要创造独树一帜的艺术品,后来回了老家邯郸,随着“中国梦”的号角,教小朋友画图画,娶妻生子,如充气一样猛然发福,但没炸裂。(在“希望之年”的深秋,我开始为一家叫做《氧气生活》的清汤寡水的杂志采编稿件,带着年轻的肉身,模仿老头的文风,自此走上了从纸媒领钱的道路——我不知道纸媒马上就要完蛋了。)

而女人和毒品,让同济路上的陌生人感到“炸裂”。她们和它们,扩展了他的力量感,拉拽了他的野心。使其精神不断上窜的同时,让其肉体日渐下落。他开始和更加有“力”的人贴近,为他们做马仔,让鼓起来的欲望和悬在别处的力量融合。

他行为果决,有军人的力度和强度(确实,去夜店之前他一度是位军人),由此,得到别的男人的喜欢,在夜场中有了活动能力,能在灰色的地带运转身体。(有权力的人,男人居多,而男人,无论是何种性取向,往往都会喜欢某一类男人——这类男人是何样子?同济路上的陌生人心中有数。本文最后,在他和我告别之前,会和我谈及这点。)

他明白,黑和灰有绝对区别。

他自认为,从未涉入纯黑的世界(即便是盗窃,也属劫富,可算“中灰”),而协助女友销售毒品是“深灰”,由于掺入了变形的爱欲,这深灰之中甚至有点粉色。

如果吸食了毒品,对颜色的感受会变得尤其灵敏和异常,灰和粉,就不再全然无关,而是相互覆盖、拥抱、交相旋转……那时,精神会滑入五彩缤纷的漩涡……狂喜时刻,黑色是少见的背景。它会在毒劲消退时开始蠢动,逐渐活泛,尝试涌现……

又会在彻底清醒的时候,再度消失。

现实世界里,所谓黑,不是一个吸毒的夜店侍者和前军人所可以够得着的——控制“黑”的人、释放“黑”的人、玩转“黑”的人,在别处,在上面的上面。而在下面,在低处的人,在低端的人,要黑,也黑不了啊。

我觉得,他脖上的挂件——那卵形里的死人——是黑的。彻黑,并用红色做伪装和掩护。

Φ

在我的屋内,他不吸毒,此前一段时间,连饭都吃不上。他身上的财物除开卵形挂件,还有一件,是只茶壶,有机玻璃制品。他拿它盛酒——我把一种江南生产的烈酒徐徐注入透明的小物件中,既甜且涩的液体,在他最后的财物中停留一会儿,那是轻柔的毒,甚至是——可以用于保健的毒。

他的茶壶,大概可卖两块钱,顶多五块钱吧。(把它洗净,再放进“无印良品”之类的店里,大概可以标价五十……但在正常的,有理智的世界中,它压根不值钱。)

那是前战友送他的。在一个明朗的,阳光的日子里,此后不曾相见的男人,给他一只简易的杯具。他就一直将其藏在身上,摔不碎,让最坏的日子有了稳固的安慰。

“你的梦想是什么?”他问我,“当大作家吗?”那时候,我发现他已停止喝酒,酒鬼不会那样,而他显然不是酒鬼(即便他曾是毒虫),在夜场做过事情的人不能是酒鬼。

我默默摇头,一口干下自己的酒液——我恐怕是酒鬼,或有那方面的潜质。

他继续说道:“我现在的梦想是去上‘中央电视台’。”——他在说什么?我无法不愕然。他已经醉了?

“想去上‘中央电视台’,想去‘新闻联播’里认罪。”他继续说——不像是在开玩笑,亦无丝毫的醉态。

他说:“我看见有些罪犯,在全国人面前说自己有罪,那太牛了。我如果必须要再次坐牢,那么,就想去中央电视台认一次罪,让全国的人,都知道我是谁!不要让我突然消失,让我留下一点什么,哪怕留下一张认罪的脸。”

“别,可别有这样梦啊。他们会打上马赛克的。甚至给你变声。如果你去‘中央电视台’的‘新闻联播’上认罪,那不会有任何人记得你!它们只是需要一个认罪的‘人形物体’出现在电视里,那是一种把戏!你如果要犯罪,我希望你逃走……”我说。(在电视里使犯罪嫌疑人自动认罪,那显然是有损司法独立的奇怪做法,但它行之有年,有中国特色。许多人会在电视上说明自己的罪状,往往是曾是达官贵人,或是国际NGO的工作人员——意外触犯我国法律。据我观察,在认罪的时候,他们的脸上是没有马赛克的,他们的声音也是平直的。所以说,我欺骗了我面前的陌生人。我真的不想让他继续做那样的梦。我感到痛苦,于是再次喝下酒液。)

一下子,他不说话了,揉了揉眼睛。乌青被拧动一下。孤独的,爆发的,已经消失的痛。

Φ

如前所述,他早已环视过屋子。对话的进行之中,他目不斜视。

当眼睛再次从手的暗影中脱出,眼力的焦点,没有顷刻间射到我的身上来,亦未顺着脖下的挂坠,而跌进桌上的毒液。它漫游开去,某些时候有了很狠的跳跃,又在极短暂的波折过后,戳中了房间中的某处,定在那边,如刮过水面的石子终于完成飞掠,又沉落了,未曾溅起几道水露。那时的他——放稳眼神,露出一抹稍纵即逝的惊奇,如男孩找到不明究竟的玩具,也如猎者发觉尚未沾血的箭镞。

屋子中没有多余的物件,仅是过分宽敞的,贴着地的,一楼的,社会青年的住所。进入其间的男女屈指可算,且会匆匆撤出。(几周之后,三只奶猫会在我窗外的阳台区域里喵喵叫,首先萌态四溅,而后哀嚎连连,再之后陆续死掉。我赐予它们的最后一餐是盆牛奶。一旦沾了别的物种的奶液,那头母猫,更加不会寻回它们,于是人间和动物界的爱,就在最后一盆乳汁上一并休止了。我确实无法饲养这些临到窗口的小生灵,我的生活在收缩,而临死的猫来提醒我,让我发现自己的尴尬处境。我还好如何做?只好尽可能视而不见,听而不闻。邻居提醒我——也责令我——去给猫收尸,随后物业出动了,一位中年男子将尸体夹牢,再甩进粘着“不可回收”标签垃圾箱里。)客厅很大,沙发边上的矮桌上下,各有有几堆书。(完全不值钱,还笨重得过分的——书——让很多人的人生输掉了——好几位书的作者,都在过去一百年间的各个时空中自杀了。)边上有一支动圈式麦克风,比较显眼,平衡地摆着,也非值钱的物件。(2015年,所谓“直播”尚未成为成为全民娱乐,故而看见话筒,人们的脑中不会产生不必要的联想。那时候,话筒尚是一种纯然中性的物件。)他的目光在书上跳过,沉落在麦克风上。

于是他要提出一些问题,关于书和话筒。

——“你为什么要有这些东西?”

——“写东西的人,必须得多看,没办法,否则写不出。就好像,运动员必须多吃一点,否则跑不动。至于话筒嘛——我会通过话筒去念书和说书,搞录音。我做了一个关于小说的网上广播,大家都可以听到的电台。我想那电台,或许真的人在听吧。就是说,不纯粹是瞎折腾……”

——“有意思,网上广播太好了,书这东西也不错啊。二十几岁时,别人给我一本《醒世恒言》,我全部看了,很好,受用,讲得全部都对,只是……不提也罢,我给推荐你一个电台节目吧,特别喜欢它。你再给我推荐一本书。怎么样?”(和别人谈及我的Podcast时,对方十之八九会立即问道——条件反射一样:有多少粉丝?可以通过什么方式赚钱?做广告吗?和别的电台相比有什么竞争优势?面对这些自动衍生的问题,我往往顾左右而言他,因为实在无法应对,我不知道别人的思维为什么会变得这样空洞和跳跃。几乎没有人说:是吗,我想听一下你的电台。——同济路上的陌生人也没说。——不过他似乎暂时挣脱了脖子上的卵形挂坠的控制——在具体的问题上,他不是动物性的。)

——“我可以送给你一本。(或者一打。)”

——“好啊,我喜欢的节目叫XXX,你记下来吧,心情故事加上配乐,陪我很久。主持人是女的,但说的都对,可以回味,很有道理,声音也好。”

……他说出的电台栏目,我从未听过,也从没听说过。(我想,他之所指,恐怕是一个地方电台的深夜栏目——那电台坐落在湖北,还是在上海,抑或,在他蹲过的监狱所在地?我已忘记了那栏目的名称,只记得他说,女主持人的名字中有个“晓”字。——不晓得为啥,许多女主持人要用“晓”字做名字。而那些带“晓”字的女人,讲的话都让我发昏。——对不起,狭隘的经验使然,没有歧视。)

——恩,我记下来了。以后去找找。我想想给你介绍哪本书,想给你一本悬疑书,最好是犯罪小说,我看看我这儿有没有。

——有的人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犯罪,却在写犯罪。

——懂得犯罪的人,是罪犯和警察,这两类人其实是一路人吧,警察的脾性和罪犯的脾性,其实相似吧。而作者的脾性,是另外一种。我也在怀疑小说的意义。

——有些警察就是罪犯。

——可以想象。换个话题:你有没有遇到过杀人犯。(我的神思从书的世界中脱离,想飞去他曾待过的监狱。)

——有,同一个牢房的就是。看脸,你看不出他是杀人犯,但是看眼睛,就看得出。

——看眼睛?

——是,有一种眼神。

——有一种眼神?(我们四目相对。我让自己涣散在他的眼神中——我能从他的眼神中发现什么?)

——杀人犯和我说过杀人的过程,你大概想不到。

——我肯定想不到。

——杀人的时候,被杀的人会叫。如果叫,就是死不掉,死掉前不会叫,而是叹口气。类似这样:哎。(我听见了恐怖的声音,却也有一种甜柔的质地,甚至掺入了一丝性感。)

——最后一口气不是挣扎着发出的?

——肯定不是,最后一口气,是温柔的。它太温柔了。听见它,杀人犯就知道事情成了。也许,就为了听到那一声叹息,杀人犯去接二连三地杀人。那是世间少有的叹息。听一下,会上瘾。

哎。

Φ

哎,我该介绍什么书给他呢。伤脑筋!

世界上存在无目的的杀人犯,他们在思考下一个该杀谁时,是否也会伤脑筋?

在他小睡的时候,我做了一点不太好的事情——这里不便记述,随后想到了一本书:《冷血》。

那是杜鲁门·卡波特(Truman Capote)的怪书。被作者自封为“非虚构小说(non-fiction novel)”。全书用小说的笔法和小说家的想象力,写真实的人物和真实的事件。(该书作者,也是《蒂凡尼的早餐》的原著作者。《蒂凡尼的早餐》作为电影,被改编得太离谱了。原书之中,女主人公是个有野味的,不敏感的奇妙女子,男主人公是个敏锐的同性恋者,他们绝对不会谈恋爱——小说的意思,那和电影的设置完全不一样——电影纯爱故事,小说是邪意四射。卡波特自己也是同志。至于《冷血》中的主要人物,是两位杀手,几乎无目的地杀人。其中一位在全书中尤其吃重,作者好像很爱他。顺带一说,《冷血》是第三人称视角,作者在书中隐形。这本书的内外,有点故事,其成书经过被拍摄成为电影,名为《卡波特》。)

他醒后,我和他说起了那本书,说的有点放肆。

我说了下面这段话,它有些长。

“写出《冷血》的人,喜欢上了他的访问对象,也就是讲,喜欢上了书中的形象——那罪犯。作者爱上了罪犯——或者真实,或者虚构的罪犯。总之爱上了。而那个人,也喜欢作者,依靠他。你知道,在牢里,还能依靠谁呢?作者既然一直去看他,和他说话,就很容易地,获得了他的信任,乃至依恋了。但是作者是‘冷血’的——杀手冷血,作者也冷血——为了让事件快点了断,让他的书快点完工,赶紧出版,就不希望他的采访对象去上诉,不希望审理过程拖拖沓沓没完没了,作者虽然不能直接干预司法,但在某种程度上,足以加速了结案的过程……他没有给罪犯做文书工作,没有给予任何辩护,没有给他聘请律师,没有用他的公共身份去为罪犯说任何话……这,导致他所爱的人,更快地被执行了死刑。他死了,作者可以把书完成。心中的一个世界完整了,一个人的形象松脱了,离开了。”

——具体言辞大概不是这样,应该更为口语化,但意思差不多了。

他立即明白了。

他回应道:“我想,很简单。作者后来不爱他了。你说的作者,在我看来,喜欢‘冷硬’的人,喜欢真正的‘男人’,那是概念上的,人有软弱的一面,而作者喜欢一个不具体的人,喜欢一些概念吧。犯人后来服软了,不想死,要上诉,那么,事情自然就结束了,他不会再爱他。一个形象变掉了,不怕死的人,怕死了。于是不值得再爱。”

说话的陌生男人,那时候,站在我前面,自信而敏捷,眼神纯澈。

我们认识才几小时,在马路上认识。他曾是罪犯,被苛以刑责,身无分文,眼旁有乌青。显然,无情的社会在折磨他,但他依然试图以一种近乎自由的姿态,去应对。

我有点爱他。

很快,他就走了,我们也许聊了两小时——我对他做了一点事,故而他匆匆走了,没有拿走我的书。

他没有手机。

我不知道他死了没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