那里的文章不知道是谁写的

上篇文章,关键词是“名字”,触及一则隐含着的、怪怪的题目:自己是否必须回应那个既有的名字?——没有明确的答案。

我用了多个碎片式样的小节,一边描述一边议论一边谈笑,逐步拼组出模糊的想法(绝不是胸有成竹后才开始敲击键盘。而是一边敲击着,一边看着自己的松松垮垮的想法演变成较为紧凑的句子)。

模糊的想法大约是:

当前,在一般情况下,我们没有必要必须回应那个既定的名字。

因为自己是变动发展的,也应该由自己本人来全面把控,不该被他人的呼唤所限制。照此思路,自己可以任意地改名换姓

但是,国家与公司会此消彼长地呼唤我们,且试图让我们自己回应自己!

这类操作,有利于管理——如维持社会稳定,也有利于让“人”变成可用的“数据”——成为一种能被计算的东西。

这类操作,会越来越严苛地界定你我。甚至达到这种地步:对你我进行新的“命名”。——它会去周详地描述你,并强劲地锚定你。

未来社会,可能会用如下几种方式对你我进行命名:

1)用“脸”来命名(人脸识别术);

2)用一个大数据包裹来命名——使得你完全透明化,让你的潜意识在它那边显明,再用你的潜意识中的东西来呼唤你和确证你——从而限定死你(Facebook正在如此做);

3)把你的所有身份信息——照它的理解方式——压缩到一个“区块链”里(或诸如“区块链”一样的,不可擅自改动的数据里)……

到那时(当上述三种局面全面发作时),要给自己“改名”就会很难了——恐怕需要上帝的介入才可以。

届时,当你被重新命名之后,自己就必须回应那个既定的自己了。因为除此之外,自己什么也不是。

那样的社会,将是一个乌托邦:每个人,都会拥有一个限定的、并且足以限死自己的身份。

*

如果你读过了上回的文章,大概未必会有上述的想法。

你也许会看见一些让你笑起来的句子和段落,同时在心中产生一种自己的解读。或者,你一边读一边骂我,觉得作者个脑回路不对路的家伙。如果你因为我的文章而笑、而怨、而怒、而乱想一通的话,我都相当开心。

因为至少你愿意看我的文章,并且,我的文章竟然在你那边激发了一些回应。

坦白说,我的文章,其实没什么人看的。全宇宙里,大概有一百人到三百人会不小心看见。——你不小心看见了。(当然,我希望有更多人可以不小心点开,并且以后多多主动点开。也许你会帮我。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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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次的文章,从女杀手找厕所开始写,最后写到《经济学人》上的一篇特稿。

以下,即将要写全新的内容了——容我进行过度——从上一篇文章的尾巴上跳起来,跃入本次要写的主题中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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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图呈现的,是《经济学人》上的,那篇特稿的名字:

该特稿没有署名。

既没有标注作者的名字,也没有写上编者的名字。

滚动鼠标,放大页面,不能够看见作者和编者是何许人也。这篇长篇大论压根儿没有署名。

是不是《经济学人》杂志的网站编辑走了神,忘把名字搁上。会不会因此扣掉奖金哟。——曾这样想过。但不久后我发现,那网站上的文章好像都没有署名。

查询Wiki百科后,我的发现有了印证。

——《经济学人》从创始时(1843年)至今,一直维持着一份不变的初心:它坚持采用匿名撰稿和匿名编辑机制。

印刷出来的文章,和放上网络的文章一样,如无特别情况,均不会不署名!作者与编辑者的名字一概皆无。

有点意思,不是吗?

何其有名的《经济学人》,对世界进行了那么多的描绘,发表了那么多的见解。但,它竟然没有一般意义上的作者


《经济学人》的刊名,由用定冠词the和单数的名词economist组成。

这意味着:在这本杂志中,只有一位特定的经济学人。

也就是说,这本杂志希望建立一个统一的身份,形成一个一致的人格。而不是变成一个“众声喧哗”的平台。

很多媒体都在追求客观公正,也都希望洞见观瞻。《经济学人》也如此。

和其他媒体不一样的是,《经济学人》希望让其全部的文章都仿佛出自一个有机的个体。

它觉得:一个人就够了,如果这个人足够眼疾手快、足够明白是非、是千里眼和顺风耳的合体,且有足够丰富的智慧的话。

要变成那个人,它必须拥有许许多多耳目和大脑。它要创造一种蜂群式的智慧——蜂儿们从世界各地的现实与历史里采回信息,依循不至于矛盾的逻辑,去悄悄地,烹制每周的大餐与小点心。

它讨厌“东一枪西一炮”,不待见忽左忽右模棱两可的意见,也讨厌“你好我好大家好”。它喜欢描述很多,但不给出决定性的见解。

它有爱憎——为理性所管辖着的爱憎——很明确的讨厌一些事情,而喜欢另外一些(比如:喜欢自由市场,而讨厌独裁)。

它想用统一的语气(tone)来统摄全部的文章。

据说,它的文章一概都很理性,但不死板,间或表露淡淡的幽默感(英式的)。

有时候,它的思维是“直觉化”的,会开展跳跃式的联想。而那种联想又不是一厢情愿的,而是很具“公共意义”的,可以令人共鸣。请看一则实例——关于”花与政治“

在2019年的第1期上,《经济学人》描述了北京远郊将在年内举办花卉博览会的事实。从“花”发想,这位“经济学人”联系到了一种政治性的东西:繁花盛放的场景,可被拿来做为“符号”,用以维持社会稳定,并掩掉一些不好的东西;在鲜花盛放的场合下,人民会收到暗示,觉得生活挺美,从而降低躁动感;而2019年,好像很需要很多花,因为这一年……(有些话本人不能写下去了)

此篇有关“北京的花博会”的文章,出自谁手?一位老博士,还是愤青?追究这一问题是没有意义的。

你是否觉得这篇文章的观点值得怀疑?如果你不欣赏和相信这种观点,那么你可以换一本杂志看看,因为《经济学人》就是由这种观点背后的思维所塑造的。

它不会突然说:大型花卉博览会给地方经济带来了新的春天,这是欣欣向荣的社会的表征……

如果这样说了,它的立场就混乱了。它会变成价值观不清、只看表面图景的假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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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经济学人》上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文章,我都看不懂。所以不要以为我说的煞有介事就完全相信我哦。

——你看,作为一位个人作者(靠着微信上的赞赏勉强换取粥吃的小子),我会给自己制造台阶,让本人可以不必承担很多责任。

但《经济学人》作为一个拟人的存在,似乎不可以动不动就让自己不负责。因为它几乎已经是一个超人,因此更加需要负责。在巨大的责任下,它更加不可以信口开河。(否则会立即影响其声誉吧?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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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经济学人》的匿名编辑机制倒是保护了一些隐形的作者。

在以下两种情况下,《经济学人》对匿名作者很有利:

情况1:经验尚不足,观察视角尚不通透的年轻作者。他们可以在匿名编辑机制下受到训练吧?他/她可以无所顾忌地研究资讯,与他/她的编辑(同样的是匿名的)展开亲密无间的讨论,完善自己的想法,并在保留自己的意见的同时,给杂志贡献一份足以换取高报酬的文章,随后还可以在自己的Facebook或者twitter上指出说:其实那篇文章是由我写出来的。(《经济学人》允许撰稿人这样做。)

情况2:当一个人不便于以具体身份写作,又很想说出与《经济学人》立场不冲突的观点时,他可以以隐形的方式,参与畅快的表达。

情况2会导致一个问题:如果一位政治人物,采用匿名的方式在杂志上发表文章,以让杂志扮演自己的“喉舌”,这可以吗?

我想,《经济学人》会相信:媒体是独立的监督者,不是一种政治势力的延伸。那么依循这个价值观,它应该会避免制造此类“灰色事件”吧?

(在我写作本文时,一个叫做管中闵的人,此人是台湾大学新上任的校长,正面临着与”情况2“很相似的问题。如果你想了解这个现实问题,请在Google上检索:管中闵+匿名写作。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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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要为了表达观点而生的文章,语气可以被统一。但若要把文学性的文章统一在一种语气下,就是荒谬的事情了。

也许,在以后的文章里,我会讨论这一点——文学和语气。我很想告诉你,其实我们这边的文学,是(自觉或不自觉地)被统一在几种语气之下了!要找到语气很不一样的作品好难。——对文学而言,这是灾难。

但对政治经济评论来讲,就不同。

”文质彬彬“,这种中国古代的文学标准,其实不适用于当代的文学,但适用于主要为了表达观点的文章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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到了眼下的这个位置上,我想提出一个问题:如果有一些观点是暧昧的、很私人的,或者是必须由第一人称来表达的话。那么怎么办?是否可以借《经济学人》的平台而说出和写出呢?

《经济学人》的编辑和作者一定会有一些很想说出,又必须以第一人称说出才对路的话吧?

没问题的!他们可以通过博客(blog)说,也可以通过播客(podcast)说那样的话的。

《经济学人》本身有blog,还有一堆podcast。请注意,是一堆

在那一堆播客里面,编者和作者可以用自己的真实的声音和身份,去畅所欲言。

另外,《经济学人》还提供了一种书面的,署名的表达空间。

那是一份副刊,名字是《1843》。这那本小刊物上(同时有网络版),每篇文章都有作者的名字。

在《1843》里,作者们可以大剌剌地使用第一人称”我“来书写。——通过”我“的视角,作者能够”创作“出不见容于主刊,又和主刊价值观不相冲突的,暧昧的、甚至是逗趣的文章。举个例子:

2018年11月,《1843》上出现了一篇关于中国的文章。其主标题容我隐去(因为一些很现实原因)。副标题可以写在下面——比较好玩——是:

大卫·雷尼,经济学人在北京的专栏作者,与一些猫聊天。(David Rennie, The Economist’s columnist in Beijing, chats to some cats.)

在主刊上,大卫·雷尼这个名字不会出现。但在副刊上,他可以写个散文,说明自己和北京的猫咪聊天的经验。

此处的猫是指:如果你要访问一些官员,首先得和一些助手详谈一下,这些助手会添加你的微信。而这些助手的微信头像往往是小动物……其中又以猫居多。当你写好了文章,得给这小带有小动物头像的神秘人审查。小动物会告诉你哪里有问题。你必须按照小动物的指导调整一下。小动物不会充分地介绍自己……那些“小动物”到底是不是“人”?雷尼先生觉得这点有点意思。

它是否具有象征性?这份象征又是否具有普遍性呢?个人的经验可以反映出什么?“猫”为什么要隐去自己的身份?

雷尼先生的署名文章,基本上进入了文学领域了。而在文学领域,我们必须让作者得有一个身份。因为文学基本上建立在私人经验和特定的语气上。

相比于那篇”花与政治“的文章,我其实更加喜欢这篇”和猫谈话“的短文。我想象着这些匿名的“猫”,不知道它们是否快乐……